2019-11-10
方铭:2019年中国屈原学会第十八届年会开幕词
蓝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2019年中国屈原学会第十八届年会开幕词
中国屈原学会会长 方铭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代表,各位来宾:
我受大会筹备组的委托,代表中国屈原学会宣布中国屈原学会第十八届年会开幕。同时,我也代表中国屈原学会,热烈欢迎参加中国屈原学会第十八届年会的各位会员代表和来宾。并代表中国屈原学会,向参与主办这次会议的中共汨罗市委、汨罗市人民政府,以及江苏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通大学楚辞学研究中心、湖南省屈原文化研究基地致敬,对承办这次会议的汨罗市委、市政府和各位参与会务工作的志愿者表达由衷的感谢。对莅临这次会议开幕式,并参加汨罗屈原文化研究院揭牌仪式的著名诗人、中国作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吉狄马加先生,以及湖南省委宣传部、岳阳市委宣传部的领导,汨罗市委书记、市长、政协主席,湖南理工学院、中南大学领导表示感谢。吉狄马加先生是著名的诗人,我曾在贵州十二背后景区读到过镌刻在喀斯特地貌溶洞中吉狄马加先生的诗。屈原是个政治家、思想家,更是一位伟大的诗人。刚才吉狄马加先生说屈原是世界上第一位浪漫主义诗人,这个定位无疑是非常有价值的。作为诗人的屈原,获得了中外诗人的礼赞。已故中国屈原学会顾问余光中先生曾给我说他写怀念屈原的诗歌最多,“蓝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是余光中的经典名句,今天已经成了汨罗市的标识。余光中的《汨罗江神》说,“汨罗江神,烈士的终站就是诗人的起点”,“不仅李白与苏轼的后人,更有惠特曼与雪莱的子孙。投江的烈士,抱恨的诗人,长发飘风的渺渺背影,在浪间等一等我们”。屈原不仅仅是中国诗人的偶像,也是世界诗人的楷模。也正因此,屈原才能作为世界文化名人,为世界诗人所熟知。
汨罗市具有悠久的历史和辉煌的文化传统。汨罗也是屈原后期生活的主要地方。汨罗的屈原祠,建成于1754年,即乾隆十九年,是中国境内现存最古老的屈原庙。汨罗人民一向对屈原怀有深厚的感情。1988年,中国屈原学会第三届年会曾经在汨罗召开。三十一年后,我们又重新回到汨罗,在这里召开中国屈原学会第十八届年会。虽然参加第三次中国屈原学会年会的前辈们大多数都不能与会了,但我们今天到会的代表,其代表性更广泛,在座的各位朋友,有来自于全国各地的老中青年学者,更有许多来自海外的朋友。这说明今天有更多的人关心屈原,热爱屈原,说明屈原精神之树常青,中国屈原学会后继有人。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载“屈原至於江滨,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对渔父说:“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温蠖乎!”于是作《怀沙》之赋,“世溷不吾知,心不可谓兮。知死不可让兮,愿勿爱兮。明以告君子兮,吾将以为类兮”。“於是怀石遂自沈汨罗以死”。两千多年前,屈原投身汨罗江,汨罗就和屈原这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汨罗是屈原生命的终点,也是屈原精神传承的起点。
在屈原沉江之后,宋玉、刘安、司马迁、扬雄、班固、王逸等都赞扬屈原的清廉、忠信、正道而行,同情他的遭遇,怜悯他沉江而逝。王逸《楚辞章句》说:“凡百君子,莫不慕其清高,嘉其文采,哀其不遇,而愍其志焉。”宋代朱熹在《楚辞集解》中多次提及屈原“忠君爱国”的出发点。20世纪初,梁启超先生在东南大学文哲学会上发表了《屈原研究》的讲演,梁启超认为,屈原具有改革政治的热情,又热爱人民,热爱社会,他以其自杀,表现出对社会、对祖国的同情和眷恋,而又不愿意向黑暗势力妥协的决心,因此,屈原的自杀使他的人格和作品更加光耀。梁启超的观点告诉我们,屈原自沉汨罗,虽然是屈原人生悲剧的大结局,但并不意味着屈原精神光芒的毁灭,相反,屈原精神的内涵更加丰富和耀眼。淮南王刘安和司马迁说屈原“蝉蜕浊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皦然泥而不滓,推此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屈原以他决绝的一跃,成为了中国文人生命中永恒的价值标杆。1961年秋,湖南人毛泽东主席曾经写过一首纪念他的乡贤屈原的七绝,诗中说:“艾萧太盛椒兰少,一跃冲向万里涛。”毛主席在诗中特别点出屈原沉江这个事件,说明毛主席是深刻理解屈原沉江的意义的。
我在《屈原价值的历史发现与现代重估》的文章中曾经说过:“屈原是历史中存在过的真实的人,同时也是经过历代文化人和屈原的崇敬者不断诠释过的文化符号。”屈原研究,既是一个学术问题,也是一个文化问题。中国屈原学会以研究屈原,弘扬屈原文化,传承屈原精神为使命,我们在注重屈原及楚辞的学术研究的同时,也是以学术研究的态度,研究屈原精神的文化传承。而且,我们认为,传承屈原文化,使屈原精神不至于在我们这一代沦落,是中国屈原学会更重要的使命。今天,我们在汨罗成立中国屈原学会汨罗屈原文化研究院,就是为了更加深入地挖掘屈原的文化价值,传承屈原的文化精神,把屈原的爱国主义情怀深深地扎根在汨罗江畔。
已故中国屈原学会会长、先师褚斌杰先生在1957年出版的《屈原——热爱祖国的诗人》一文中提出屈原的“思想和行为是崇高的,具有人民性的”观点,认为屈原的价值体现在以下四方面:疾恶如仇,能与腐朽反动的贵族政权作斗争;关怀民族命运和人民生活;对祖国和乡土无限热爱;宁死不屈,有以死殉国的伟大气节。这个概括,是对屈原价值最中肯和最全面的评价。湖南岳阳市把弘扬屈原的求索精神,看作是岳阳市文化传承和文化建设的主要内容。而汨罗市又是岳阳市弘扬屈原求索精神的主战场。我自己曾与汨罗市的朋友交流,认为屈原的求索精神主要有四个方面:
第一,正道直行的人生态度。屈原《离骚》中两次提到“求索”:“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求索本来指贪婪,《韩诗外传》载,哀公问孔子曰:“有智,寿乎?”孔子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命也者,自取之也。居处不理,饮食不节,劳过者,病共杀之;居下而好干上,嗜欲无厌,求索不止者,刑共杀之;少以敌众,弱以侮强,忿不量力者,兵共杀之。故有三死而非命者,自取之也。”《韩非子·八奸》说:“明君……其于诸侯之求索也,法则听之,不法则距之。”《韩非子·孤愤》说:“人主之左右,行非伯夷也,求索不得,货赂不至,则精辩之功息,而毁诬之言起矣。”屈原的“求索”,是求索正道,屈原赋予了“求索”新的内涵。
第二,忧国忧民的政治情怀。《离骚》说:“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惜往日》说:“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国富强而法立兮,属贞臣而日娭。”屈原的忧国忧民,体现了深沉的爱国主义关怀,同时,也是以传承先圣道统为基础的。他提出的“明法度之嫌疑”“国富强而法立”,是我们今天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
第三,追求美政的坚定信仰。《离骚》说:“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汤禹俨而祗敬兮,周论道而莫差。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铺”。屈原的理想,是尧舜禹汤文武成王周公之道,这是中国传统政治的核心内容。
第四,九死不悔的底线意识。《离骚》说:“忽驰鹜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以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夫孰非义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阽余身而危死兮,览余初其犹未悔。”“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论语·卫灵公》载孔子说:“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 《大学》说:“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孔子、孟子等思想家之所以与商鞅、张仪、苏秦等人不同,就是他们坚持理想不动摇,以天下为己任,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而法家、纵横家以飞黄腾达、光宗耀祖为目标,投君主所好,虽然可以得到一时之利,但就长远来看,这是把国家和社会引向深渊的邪路,这也是被历史所反复证明了的。
20世纪以来,人们对屈原思想有各种各样的认识,特别是有人认为屈原是法家思想家。我在过去的文章中曾经说过,屈原是战国时期孔子思想的忠实继承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忠实捍卫者。屈原的求索精神就是最好的证据。这一点,无论是王逸还是刘勰,都有清楚的论述。
章学诚说:“易姓为代,传统为朝。”传统的本义是指政统传承的严肃性:父死子继或兄终弟及。而中国传统文化指的是传承道统的文化。在中国历史上,政统的传承有时而斩,但道统的传承却历久弥新。“中国传统文化”是“载道”的文化,与“中国文化”“中国过去的文化”“中国古代的文化”“中国固有的文化”不能划等号。“中国文化”“中国过去的文化”“中国古代的文化”“中国固有的文化”,其时间的长度和空间的宽度可以无限延伸,其内容可能涉及到各个方面,有道有器,有粗有精,有伪有真。但是,“中国传统文化”就其本义而言,只应该是“传承道统”的中国文化,也就是那些传自轴心时代而体现人类文明方向的核心价值,是“载道”的文化。韩愈《原道》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 朱熹《中庸章句序》说:“《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其见于经,则‘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尧之一言,至矣,尽矣!而舜复益之以三言者,则所以明夫尧之一言,必如是而后可庶几也。”
中国传统文化有一个核心,三个基本点。核心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曾经引用过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三个基本点就是忠恕、均平、仁惠。“忠恕”是个体行为准则,“均平”是社会运行原则,“仁惠”是国家的基本立场。个人有“忠恕”德行,社会运行贯彻“均平”原则,国家能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仁惠”情怀。屈原的个人伦理、社会理想和政治主张,正与此高度契合。
1929年6月7日,郭沫若发表了《革命诗人屈原》一文,认为春秋战国时期,也存在一个“五四运动”,而屈原就是古代“五四运动”的健将,即中国古代的诗在屈原手里发起了一次“大革命”。1942年,郭沫若又写了《屈原思想》一文,郭沫若认为,屈原思想明显有儒家风貌,注重民生,倡导德政,注重修己以安人,所以,屈原是一位南方的儒者。郭沫若提出屈原是古代诗歌革命的“五四运动”健将,这是对屈原楚辞的高度肯定。认为屈原是一个有明显儒家风貌的思想家,这个看法也是很深刻的。事实上,屈原的变革不仅在诗体的革命,屈原在战国这个变革时期,同样是希望通过继承传统来改革时弊,以复古为革新。五四运动虽然以打倒“孔家店”为号召,但打倒孔家店不应该理解为打倒孔子。“五四运动”通过批判背离了道统的“孔家店”,实现民主与科学,实现共产主义,不正是要恢复尧舜的大同世界吗。
屈原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屈原生活在古代,屈原精神却仍然活在当下,并会经过这一代人的不懈努力,永远传承下去,融入我们的血脉中。
最后,再次感谢与会代表莅临会议,感谢会议的主办者和承办者,感谢志愿者,并预祝大会圆满成功。祝各位代表在会议期间,以及未来的日子里,身体健康,永远健康;万事如意,永远如意。
2019年11月3日










